Mel's Essays
我們堅持睜開眼睛
劉靖之博士「中國新音樂史論」成書始末
文／楊忠衡
前言：
一九九八年九月，歷任三屆編輯、耗費三年始成的劉靖之教授《中國新音樂史論》終於出版。為什麼要出版這本書，是我在下面「我們堅持睜開眼睛」一文中的重點（1998音樂時代／2001收錄香港大學「中國新音樂史論研討會論文集」）。長年來，我默默為重振中國新音樂文化而努力著，在古典音樂勢力龐大的日子如此，在古典音樂式微的時候，更該如此。
然而遺憾的是，在西潮漸退之後，我們可以發現大部份的人都患了文化失憶症，也就是並不清楚過去一世紀華人究竟有什麼重要的音樂成就。就算想拔腳起跑，也踏不著實地。這個時候，一部能洞悉來時路的著作是極重要的，然而「音樂時代」賣命出版的這部書，顯然並不受到台灣學院的支持。固然作者沒有刻意褊袒大陸作曲家，但事實卻赤裸裸地呈現台灣樂壇的乏善可陳。直到不久前許國策顧問榮歸西天，各界仍是通篇八股歌功頌德，沒有人反省這一代的台灣音樂工作者，到底把台灣帶到何種絕望境地。不過我想也是差不多時了，許顧問酒酣耳熱這一跌，恰為乾涸的台灣現代樂壇畫下句點。
為了讓這本書能更廣為流傳，我已經同意把版權讓渡給香港的出版社再版。台灣這邊還有一些存書，保留給有心人購藏。當然，我也已經動手進行屬於自己的「台灣音樂史論」，資料性可能不及劉作那麼詳盡，但會對台灣樂壇有直接而深入的剖析，敬請期待。
為什麼讀史？因為「史」是人類智慧成果、經驗累積，像一個人的「記憶」；不讀史，不知道自己所從何來，將往何處。不僅要讀自己的史，外國史也不可不讀；政治史要讀，文化史更不可不讀。不過對現代中國人來說，寫史是極困難的事。因為到了世紀末，人心還在反覆；價值觀還在改變，歷史真相還有太多疑雲。寫史難，寫「史論」更難，過去一提到諸如批判、評價之類的議題，要不是「一人一把號，各吹各的調」，就是見風轉舵、人云亦云，怕一不小心押錯方向，免不了牛棚或黑牢之災。今日英雄可能是明日禍首，此事可大可小，豈不見昔日黨國大老今日竟列名情治單位榜單？想來不寒而慄。還不如回家聽聽莫札特、貝多芬，莫論天下事，再要不辦場轟轟烈烈的「三大男高音」加上「圖蘭多特回娘家」，豈不皆大歡喜？下世紀中國音樂，管他去。
話雖如此，永遠有硬脖子知識分子不願在醬缸裡窮耗，眼見世紀將盡，整整一百年華人音樂歷程卻愈看愈糊塗，真是豈有此理？再不整理，下世紀中國音樂真確性將不亞於一部「西遊記」，撲朔迷離不遜「羅生門」。現在愛樂者可以毫不費力從韋瓦第、巴赫細數到史特拉文斯基、蕭士塔科維契，中國音樂家名字卻數不上幾個，分不清黃自和黃興、以為劉天華和阿炳是「明清遺老」者大有人在。大眾腦中一片空白，教育界瞎子摸象，無怪乎民粹派可以裝神弄鬼、崇洋派可以吹得舌燦蓮花；反正大部份人都甘做罹患失憶症的文化阿Ｑ，關門做夢就好。
歷史悲劇造成歷史失憶，這是既成事實；但我相信，更多的歷史失憶會造成更長久的歷史悲劇。以台灣來說，過去許多學生接觸中國近代音樂史是透過許常惠的「中國新音樂史話」。這本小書內容貧乏，除某些剪貼資料有價值外，對中國音樂視野之狹隘、觀點之偏頗足令生民塗炭。兩岸封閉時，此書讓人誤以為許常惠是台灣乃至中國近代音樂的起源、救主。不過可怪的是，多年來竟沒有（或不敢有）另一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著作可供參考。最近許常惠又發揮剪刀漿糊的功力，把「中國新音樂史話」改頭換面成「台灣音樂史初稿」（全音樂譜），見風轉舵之手腕依舊靈活，學問倒是長進無多。
另一本較厚的「現代中國音樂史綱」（趙廣暉著，樂韻），內容蕪雜欠規畫，一看就知是資料彙編。不過一方面它的資料較前者多些，另方面也少掉一些偏頗的議論。其他如楊麗仙「台灣西洋音樂史綱」、黃國隆「中外古今音樂潮流」、簡上仁「台灣音樂之旅」、喬佩「中國現代音樂家」、吳玲宜「台灣前輩音樂家群相」…或內容侷限、或深度不足，未能具備「音樂史」的功能。
大陸方面，近年始有各種題材不同、史論性質的著作問世（如戴嘉枋「樣板戲的風風雨雨」、陶亞兵的「中西音樂交流史稿」…等），但論及泛論性質的「近代音樂史」，則還沒有夠完整的著作。諸如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」（汪毓和著，人民音樂）、「中國當代音樂」（梁茂春著，北京廣播學院），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，只能做中學生課外讀物。大部頭作品「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」（四冊一套，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，春風文藝），涵蓋夠廣，但各篇大多出自訪談，執筆者感性多於理性，歌功頌德多於事理分析，要看出樂史全貌還是不行。更妙的是，像「中國音樂通史簡篇」（孫繼南、周柱銓主編，山東教育出版社），本來算是有規畫的史書，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後，文體突然搖身變成編年大事記了。這樣交差了事的做法，雖在資料呈現上進一步，但仍多少透露近代音樂史在撰寫上的困難。
一部深度、廣度兼備的音樂史非常人能力所能完成，除需博學多聞外，作者必需對歷史偏見免疫，且要有明晰的歸納、分析力。劉靖之博士便是這麼一位具備多方條件的人。香港居地理和政治之便，有利以客觀中立的角度審視中國音樂歷程。他從一九八○年代初開始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持各類中國音樂研討會，與會者雖眾，但劉教授資料的廣博、觀察之全面，在眾學者中鶴立雞群。其他作者論文或聚焦在某一議題、或強烈主張個人觀點，劉教授的論文則如脈脈大江，貫穿所有人的見解，建立組織架構，使中國近代音樂在滄茫迷離的汪洋間描摩出輪廓來。同時劉教授把「新音樂」、「中國音樂」分成兩體系來討論的方法，對那些以為出國留洋等同於取經加光的主流音樂家，等於一記當頭棒喝。許常惠當然也代表台灣出席了會議，但除了朗誦陳年講義之外，了無生意，讓十年前拜讀這份會議論文的我為之感到羞愧無地，當下決心著手刊行一本將史實公諸於世的「音樂史」。
不過當時我兩手空空，除浪漫的敦促自己進修外，不敢妄想能做什麼。到近幾年辦雜誌，才有幸認識當年佩服不已的劉教授，也就毫不保留向他提出將歷年論文彙整成篇的建議，而劉教授也爽快的答應了。三年下來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劉教授資料之豐富超出預期，做學問的嚴謹也讓我們折服。劉教授文章除精確描摩中國新音樂形貌外，也以擺脫西方本位或傳統本位的獨立思考，對各議題做出客觀的反省和評析。這樣的工作由平常埋首唱片評論的雜誌社執行，的確吃重了點。編輯工作傳了幾手，前後參與校對、修改、建索引、排版的人員都換了幾代。說來慚愧，雖然成書之初我出了搖旗吶喊的力量，後來落實到文案還是初稿編輯陳柏伶和主編徐昭宇出力最多。尤其昭宇更為這本書歷經千屈百折，所幸他發揮所學音樂與資料管理雙專業，才把這條難馴的中國音樂之龍，平伏紙上。要不是他的堅毅沈穩，隨著瞬息萬變的歷史演變，史論完成將愈來愈難，恐永無完成之日！
這句話並不誇張，十年來從一個抱浪漫中國鄉愁的青年，變成跑遍大江南北的老江湖，對中國音樂的看法和前途不可能沒有修正。如同劉教授所言，這部史論是「一家之言」，並不代表是唯一的「一家之言」。作為「史論」，就不得不論；而論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論。就這點，我不認為本書出刊是一份使命的終結，而是更多思考、整理、討論的開始。實際上，我就認為中國音樂的前途終將回歸藝術天才的舞台，未必可由一個預設或研討出來的方向規範。好比莫札特是先存在而後被討論，而不是先討論而產生莫札特。研究歷史的目的，不是企圖為事事下定論、立準繩，而是鼓勵後人看清前人來時路，少一點摸索的迷糊，然後完全拋諸腦後，海闊天空去闖蕩。
《音樂時代》在音樂界扮演一個並不討喜的角色，以微薄的財力獨力完成這項工作，不為什麼，只為一股闡揚歷史真象與維護學術的決心。他日時過境遷，盼望後世不但從此對中國音樂不再「盲目」、「失憶」，可以記得台灣樂界不是只有醬缸，還有一小群人堅持睜著眼睛。
（1998音樂時代／2001收錄於香港大學「中國新音樂史論研討會論文集」）
P.S.如何買到《中國新音樂史論》
1. 就是這本一九八六年的「中國新音樂史論集」開啟我們編輯「中國新音樂史論」的契機。（本刊資料圖片）
2. 許常惠的新作「台灣音樂史初稿」，其作品通常以剪刀漿糊手法著稱。（本刊資料圖片）
3. 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」（汪毓和著），大陸現有近現代音樂史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，只能做中學生課外讀物。（本刊資料圖片）
4. 「現代中國音樂史綱」（趙廣暉著）內容蕪雜欠規畫，一看就知是資料彙編。（本刊資料圖片）
5. 陶亞兵的「中西音樂交流史稿」：大陸近年有各種題材不同、史論性質的著作問世，學術性也高，但侷限於單方面題材。（本刊資料圖片）
6. 劉教授的論文則如脈脈大江，貫穿所有人的見解，建立組織架構，使中國近代音樂在滄茫迷離的汪洋間描摩出輪廓來。然如同劉教授所言，這部史論是「一家之言」，並不代表是唯一的「一家之言」。（本刊資料圖片）